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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跟她之间的事儿？比如？”

“比如说――”我又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了，李舒然只让我来找刘定伟，但没说找到他之后该怎么做，我又看了看他，还是决定从头开始了解，“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”

原先我以为他会提出一些质疑，如果是我半身不遂地躺在床上，还要我接二连三地提起过往的伤心事儿，我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。

他再次闭上了嘴，双眼茫然地看着前方，约莫半分钟的时间，转过头来：“有烟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不应该抽烟，对身体不好。”袁建国插话进来，他的语气中带有不满。我看看院长，又看看刘定伟，最后又望向院长。

“好吧！”袁建国叹了口气，无奈地耸耸肩，“就一支。”说完转身出了门。

我赶忙从口袋里掏出烟来，抽出一支递给从床上坐起来的刘定伟，他把枕头横靠在床头，让自己有个更舒服的坐姿，吸了一口我为他点上的中华，不自然地咳嗽了一阵，笑笑：“很久不抽了，院长不让。我和她是在医院认识的。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。”

我安静地听着，听着刘定伟接着往下说。

大概是在15年前，或者更遥远的时刻，刘定伟在乡里的中学毕业，来到了这座城市。那时候他还年轻，前头没有出路，除了把体力和汗水无休止地消耗在贪婪的土地上，没有更好的选择。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致命的。好在时代不同了，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，在那个时候再度开始，无数农村的年轻人涌向城市。这股潮流就像无以抵抗的海啸，将刘定伟卷了进来。

和大部分刚进城的青年一样，他吃苦耐劳、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，这些经历都已经不值得拿出来炫耀了，当所有的人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时，即使这是一个悲剧，也会在麻木中自认为它合理起来。

“我搓过煤，扛过煤气罐，在大冬天跳进结冰的河里捞过淤泥，在三伏天浇过柏油路，反正能吃的苦都已经吃过了，有时候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活在新中国。”刘定伟藏在罩子后面一句一顿地说着，他的发音被罩子挡着，我必须竖起耳朵才能弄明白他在说些什么。

“我睡过马路，钻过地道，在自行车棚里过夜，晚上冷的时候，就偷别人晾在外面的衣服盖在身上取暖，我记得有一次冷得实在吃不消了，偷了三条挂在外面的短裤套在头上。”刘定伟笑笑，额头皱了起来，以一种自嘲的情绪述说过往。他说的这些和我要知道的无甚关系，更像是在倾诉自己的艰苦。

“我在火车站的地道里遇到一个贵州人，”刘定伟接着说道，“我遇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快饿死了。他刚从收容院里出来，卖了几个月的苦力，他脸色苍白，疲惫地坐在地道的消防栓边上，身上盖着一条已分辨不出颜色的薄毯子。我记得是在晚上十点多钟，我没地方可去，就坐到他的身边。”

我皱了皱眉头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别急，你先听我说。”刘定伟有条不紊地回答道。

“我和那个贵州人聊了起来，他说他已经出来五年多了，之前一直以捡破烂为生，他把手臂伸出来给我看，手腕处有很深的几道红印子，他解释说是戴手铐戴的。然后掀开了毯子，他右腿小腿安着一个简易的钢架，原来是个瘸子，是在收容所里被打瘸的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，真可怜！”我的心被触动了一下，就像猛然间被针尖刺中神经，我一直等着他说黄玉芬的事儿，以期找到入口，未料在他述说往事的时候，就一下子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。

没错，管文明就是贵州人，也是个瘸子。我盯着刘定伟，没作过多的反应，我还吃不准他的意图，吃不准他这是故意还是一不留神才带出来的信息，我保持着镇定。

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，顿了顿，看我没有提问，接着说道：“我带他出地道去吃包子，我身上还有几十块钱，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饿死，事情就是在买包子的路上发生的。”

刘定伟和那个贵州人走出地道，寻找黑暗中还闪亮着的灯光，这一排是琳琅满目的橱窗，夜晚依然绽放出耀人的光芒，动辄数千元的价格，昭示着门前的这条宽阔道路不属于他们。即使这里有吃的，刘定伟口袋里的几十块钱，也不足以支付坐下来需要的勇气。

贵州人比刘定伟要更熟悉这个城市，带着他走街串巷去往另一个地界，据说那儿能用低廉的价格填饱肚子。他们越走越偏僻，路上没有行人，贵州人带他走进了一个昏暗的小巷子。没走两步，就发现更深处亮起了点点红光。

一群不明身份的少年正躲在巷子里抽烟。贵州人比刘定伟有经验，他明显放慢了脚步，刘定伟还傻乎乎地往前走。

“来，上这儿来！”

巷子里的少年对他们说着。刘定伟还在继续，被贵州人拉了一把才反应过来，两个人撒腿就跑。身后传来凌乱的脚步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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