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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玩意儿其实我也会。”人群里又有人开始相互说着，“主要在那机关，我躺那儿也行，这钱也挣得太容易了。”

女儿转了一圈，听到的褒贬此起彼伏，碗里的钱却少得可怜，只有孤零零的几个钢g。

她走到杨东的身边，把钱倒出来递给他，杨东顺手塞进了荷包里，然后收起架子，事不关己地坐回了地上抽旱烟，仿佛对人间冷暖早就司空见惯，不埋怨，也不气馁。

人群见没了下文，过了一会儿也就慢慢散去了。

女儿问：“等多久？”

杨东说：“再等一会儿吧，火车站人流大，一会儿工夫人就全换了，我们今天做个四五场没问题。”

杨东父女来自农村，很偏僻的山沟沟。在家种田其实也能养活自己，可偏偏女儿有点不正常。

什么病呢？眼病。

可这眼病，既不是近视，也不是瞎子，戴着墨镜不是怕光，怕光那是被疯狗咬了，没得救，女儿的症结是看不得花花世界。

杨东的婆娘死得早，女儿一岁不到就去了。杨东一天到晚在田埂里挣吃食，女儿就放在田边上的箩筐里。开始的时候，她还小，不会说话，只会哭，不是尿，也不是饿，弄得杨东心里不安实。往她头上盖上块布，哭声就没了。

杨东吃不准是啥毛病，农村人不讲究这些，只要能够养活就行，也没多大在意。女儿学会的第一句话不是叫“爹”，也不是叫“爸”，而是叫“怕”，弄得杨东很郁闷。

再往后就是看着绿油油的青菜发抖，看着黄澄澄的稻子也发抖，闭上眼睛啥也不敢看。杨东才知道，女儿对颜色有与生俱来的惧怕感。

这种惧怕感，就像条件反射，深深地烙在她牙牙学语的初期，从此之后女儿果真不管自己叫“爸”，而是叫“怕”，怎么改也改不过来了。

为什么呢？不知道。

这样下去总不是个事儿。杨东带她去看大夫，大夫也看不出个名堂。他只得托人在城里买了副墨镜，就是现在她鼻梁上架的那副，从此之后她的眼中就只剩下黑灰白了。

听说西村有个风水先生很灵光，杨东又带她去看，风水先生在房前屋后，摆坛烧香，撒米念咒，依然不见成效，摇摇脑袋，把钱退了，把手往南方一指，杨东就带着女儿一路往南来了。

杨东的父辈就是耍杂耍的，那套铡刀是他们的吃饭家伙。“文革”的时候不兴这个，他父亲在村里落了户，入了社，现在正好拿出来，成为杨东带女儿南下的依靠。

杨东笃信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，既然先生让他们往南，他们就往南，至于接下来要干什么，他也不知道。杨东觉得先生肯定有他的理由，没准是让他们去遇个贵人，他总盼望着治好女儿的贵人能够早日出现。

一路走，一路寻，医药费、饭钱、住宿费，甚至算命的钱都用掉不少，可她就是不见好。

女儿躺在杨东的边上睡了一会儿，杨东烟抽得也差不多了，看看周围，新面孔多了不少。等车的、下车的，陆陆续续，络绎不绝，该开工了，他推推女儿。

杨东走到架子前，把先前的套路又做了一遍，刚开口吆喝了一句，“3――”余音未落，就听到人群中有人在喊：“3个屁。”

杨东翻翻眼皮望过去，几个戴红箍的治安员走了过来，“滚蛋，别在这儿摆摊，道都堵了，赶紧走。”

杨东垂着头没争辩，也没讨好，埋头收架子。趁那几个治安员转身之际，狠狠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。

杨东和女儿一起把拆掉的架子抬到木箱子前，女儿突然不动了，杨东看过去，一个少年正狼狈地躲在箱子后面。

少年比女儿大不了两岁，眼睛里饱含着泪水，说：“帮帮我。”

刘从严把王小志的资料带到站前派出所，交代好一些情况，然后和里面的几个人聊了一会儿天，又跟达子到候车室里转了一圈。

候车室里味儿不好闻，两个人匆匆扫了一圈就出来了。

到了门口，刘从严在小卖部买了两瓶水，躲在阴凉处休息一会儿。

“刘哥！你说咱们靠谱吗？”达子还是不太信任那个专家，怀疑抓王小志会不会是在做无用功。

“谁知道那傻子现在去哪儿了，没准出去晃悠了半天，把自己家给忘了！”达子接着说，“这倒好，咱们成追查失踪人口了。”

刘从严把水一股脑儿倒进嘴里，感觉舒服了很多，“那个王小志怎么说也是有伤人前科，谁知道这种人脑子里在想什么，既然上面说了，那咱们就去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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