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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艾滋病没有疫苗，虽然有药可以控制，但是不能根治，所以大家改变自己的行为就是最好的疫苗！”

所以安朵就不断地去开展艾滋病预防宣讲，到不同的场合去讲。

比如到监狱、强制戒毒所、各级各类学校、大型施工工地、集贸市场等等各种场所一处不漏。

而且安朵还不断地思考，怎样做才能让听讲者能够真正接受，让他们入脑入心，最终变成自己的行为规范。

在安朵所讲的上百场宣讲课中，她从来不用一模一样的课件去讲相同的内容。

渐渐地，安朵的宣讲课在社会上受到了热捧。

民主党派也邀请她去讲，民建普宁市委、民革普宁市支部、民盟普宁市基层委员会、农工党普宁市支部、九三学社普宁市支社、致公党在普代表。

她还被邀请到无党派代表人士、工商联代表人士、侨联代表人士、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中作广泛深入的宣讲。

她被聘请为普宁市委党校编外授课教师，艾滋病防治知识被列为普宁市委党校各级干部培训内容。

甚至，她在党校的讲座都有社会上的人跑去蹭听。

关于青少年学生防艾，安朵认为，其实就是一个性健康教育的问题。

为此，她经常分层次召开宣讲会，她会分成学生、教师、家长三个层次进行宣讲。

因为每一种层次的人群，都得做到因材施教，讲的内容侧重点完全不一样。

安朵经常问学生家长：

“你们觉得我们的孩子从几岁开始就应该接受性健康方面的知识？”

很多家长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是模糊的，她们的回答往往含混不清。

有的人说五岁以上，有的人说十岁以上。

五花八门，不一而同。

安朵又问家长们：

“当涉及性话题时你们如何和孩子们相处？你们怎样对孩子们讲那些比较敏感的生殖健康知识？”

很多家长又是三缄其口，表现得支支吾吾。

安朵又问她们：

“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孩子受到性侵犯？”

很多家长点头回答道：

“听说过。”

安朵又问：

“那你们听说过被性侵犯的女孩子是几岁？”

大家都茫然地摇摇头。

安朵严肃地告诉大家：

“我知道的最小的被性侵的孩子是一岁大，但是这个孩子你就是告诉她性健康知识，她也保护不了自己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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